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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地方法院今年少年安置輔導經費無以為繼，為幫助這些誤入歧途孩子，地院少年觀護人林啟村自掏腰包支付安置費用。當縣府召開少年中途之家籌備會議，來自澳洲的何禮翰神父更為了經費問題難解，可能造成行為偏差少年得交付感訓，一度落淚；宜蘭縣六十八歲的婦人徐游柳，經濟不寬裕，靠著亡夫生前月退俸每月一萬多元生活，常撿食別人不要的水果和青菜度日，卻把省下來的錢用來賑災、買米糧濟助有需要的人、參與濟貧活動、捐書給小學．．．；住在彰化安養中心，八十六歲祖籍陝西的老榮民王鈞忠捐出畢生積蓄，他說要用這筆錢來照顧需要幫助的人。王老先生並非特例，在同一個安養中心，另有一位老榮民因自己年少失學，他希望彰化的孩子不要因為貧窮而無法升學，所以捐了200萬元給彰化高中當獎學金。
以上的三則故事，讓我想到了印度宗教哲學家奧修曾說的一句話：「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管他是多麼貧窮—會沒有東西可以貢獻。」
這社會有許多人，就如同這三則故事裡的主角，即使知道自己手上的力量有多麼的微小，也仍無私無我地將他僅有的力量全數淘空，採掘出來去幫助世界上比他更困苦的人。這群人奉獻的其實不是金錢，而是一顆慈愛的、善良的、悲憫的、偉大的心。正因為社會裡還有這些純潔的心，我們才能從許多令人聞而沮喪的、負面的社會新聞裡，找到希望、找到慰藉。
只是，筆者那因著這些溫馨光熱，所激起希望和慰藉，不知為何，總是揪著一些很悶的心痛與無奈，因為筆者總不禁感慨，為什麼這些升斗平民，能不吝於將手上微薄卻已是全部的力量全數付出，而我們政府，卻能無視這個社會正有無數的傷苦在四方漫延？
當政府六千億的軍購經費編入預算書的同時，這個社會的大多數弱勢族群、殘障朋友、失學失依或失怙的孩童、獨居或臥病在床的老人，這些傷苦無奈的人民，只怕就永遠被埋在那冰冷預算書的陰影之下，輾轉反側、不見天日了。
六千億，可以用來進行三千萬人次的少年安置；可以提供相當於王鈞忠先生四十六萬倍以及年收入僅十二萬的徐游柳女士的五百萬倍的助人能量。若把這些軍購預算，拿來濟苦扶弱，那將會創造多少燦爛的笑容，挽回多少無奈的悲劇？政府自以為買到了武器就買到了「安全」，殊不知，那殘忍的政策之刃，讓許多社會弱勢的一群，還用不著敵人槍砲臨身，就已成了犧牲品，那是一件多麼可悲而弔詭的事情！
母親節前夕，新樓醫院麻豆分院三名就讀國中、小學的姐妹，拿著鮮花到醫院探望遭遇車禍重傷的母親，因為不久前的一場車禍奪去她們父親黃國描的生命，也讓母親重傷臥床，留下四位當在就讀國中國小的女兒，面對無著的醫藥費與頓失依靠的未來；台東縣民王日發先生過世，留下三名年幼的子女與中風的外祖母，全家生活陷入困境，地方慈善人士獲悉後致贈二萬元慰問金，盼能拋磚引玉；花蓮縣民馬運年靠微薄薪水扛負一家十三口的經濟重擔，卻因病過世，留下四名幼子、年近八旬的父母、因車禍成為植物人的弟弟、中風的弟媳、三名年幼的姪子，以及沒有固定工作的妻子，留下的一家十二口，生活陷入困境，靠採野菜、地瓜或鄰居送東西維生，處境堪憐。．．．
這點點滴滴的淒苦，在報章之間可說是俯拾皆是。有時，這些困苦的故事能上媒體版面已是一種不幸之中的小小幸運，因為終究多少可以帶來一些微薄的社會共鳴與義助，而更淒惻的則是那些根本躍不上版面的悲傷故事，他們自能自求多福。
六千億實在不是個小數目，況且這還不包括每年既定支出的上千億國防預算在內。因為這個龐大的軍費支出所造成其他政府部門支出，特別是是社會福利部門支出的排擠幾乎是必然的。如果政府真的認為這些軍事支出比人民的痛苦要重要，起碼也該認真的告訴人民為什麼？甚或把這個議題，用具體的方式交諸公投。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曾說：「他把刀劍當作他的上帝。當他的刀劍勝利的時候他卻輸掉了自己。」當我們將「國家安全」無限上綱，使得「六千億軍購」勝利（預算通過）時，是否想過，我們會輸掉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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